安史之乱,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安史之乱不仅仅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安史之乱之后,尚武精神被道德说教一点点蚕食,直至彻底失去尚武精神。安史之乱后,中国人开始自虐,不断地压抑个性,强调集体的重要性,抹杀个性。安史之乱后,中国人失去孩童的纯真和率性,圆滑、虚伪、世故被看做成熟的标志。

安史之乱前的中国,追求强大的武力,还有民智的开化,一味纯粹地追求强大的武力和民智的开化,而安史之乱让皇帝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再强大的武力,如果不能为统治阶级所利用,那只会对统治造成严重的威胁,要把武力关进笼子,为统治阶级所用,这个笼子就是儒家的道德价值体系。而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则是更大的威胁,严庄和高尚怂恿安禄山造反为了满足自己的自我价值实现。控制知识分子的思维也是安史之乱后统治阶级最重要的工作。要实现这一点,就是要与士大夫治天下。

五代时期安重荣说的好,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天子不是世袭的,谁兵强马壮谁就是皇帝。

在沈括《续笔谈十一篇》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赵匡胤当上皇帝可能认为皇权最大,这也便是赵普熟思未答的原因。但再问如前后,赵普回答为“道理最大”。所说“道理”,事实上就是指理由、事理或者情理,指言行、治事应该遵守的规范。规范是怎么制定的,自然就是儒家经典。当然也不会说的这么直白。贞观政要》卷六《慎言语第二十二》也记载了如下一件事: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采百段。

  贞观十年(626年),太宗因袒护所宠异的越王而引起魏徵“正色进谏”,太宗于是对群臣说:“凡人言语,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当身私爱;魏徵所论,国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谓理在不疑,及见魏徵所论,始觉大非道理。为人君言,何可容易!”(《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第五》)。

皇帝关心百姓不是因为皇帝真的那么伟大,是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自己的统治而已。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统治,而儒家经典则强调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只不过玄宗是信道家的,他注疏过《道德经》。

宋代熙宁四年(1091年)三月戊子,宋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的回答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221。文彦博三朝元老,枢密使乃北宋最高军政长官,与宰相合称东西二府。文彦博说祖宗的法律制度,不用更改,否则会失掉人心,这个人并非普通百姓而不是士大夫阶层或者说官僚地主阶层。神宗说,变法改革对士大夫确实有利益损失,不过对老百姓来说是回报很多的,文彦博说,皇帝是靠士大夫统治天下,不是靠老百姓统治天下。

  神宗发问就是神宗有意推行王安石的新法,文彦博司马光保守派大臣的意见,神宗也很在意,于是就问了文彦博。文彦博的回答异常明确。你要是拿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来取悦普通老百姓,那样子是行不通的,政策的执行者就是这些官僚地主阶层,他们不会执行一个有所自己利益的政策,决不可能。

  后人总是嘲笑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又有人说他大奸似忠,还有人说他导致北宋灭亡。原因很简单,这个王安石试图把地主官僚兜里的钱掏出一点点来给老百姓,而写历史的正是这些地主官僚。

  任何有损统治阶层利益的改革注定无法成功,偏偏有些皇帝或者宰相以为自己是为天下百姓做事,为了国家利益做事,硬要改革,最终都落得悲惨下场。王安石还算不错,虽然被人讥笑,还得善终。

  原作者: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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