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祖先对宇宙的探索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开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甚至远在有文字记载以前。在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各个民族对宇宙的朴素和幼稚的想象。我国开天辟地的神话,即其一例。按照这个传说,天地最初是一片混沌,后来在其中诞生了盘古,于是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盘古居于当中。每日天加高一丈,地加厚一丈,积一万八千年而生成一个广阔高远的天穹和一个深厚沉实的大地。

再举一个外国的例子。四千多年前生活在中东一带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人,也有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根据流传下来的长诗《埃努玛·伊利什》的描述,宇宙初期天地不分,也没有神和人,到处是茫茫大水。以后,混沌的大水分开为三种形态:清水、海水和云雾。两个大神拉赫姆和拉哈姆从水中诞生,他们自相配合,生成安萨尔和吉萨尔这一对神—安萨尔代表天穹,吉萨尔代表大地。他们的儿子安努就是巴比伦人信奉的掌管天穹之神,而安努的儿子纳第穆特,或名恩基,则是掌管大地之神。

一中一西,两个神话传说有相似之处,就是都认为,宇宙并不是从来如此、一成不变的,而是也有其演化的历史。同时宇宙的发展是由于自然界物质运动变化的结果,并不是由于神力的创造;相反,“神”倒是自然界的产物。

把这两个神话传说和犹太人的神话、后来为基督教御用学者加工改造、写在《圣经》上的创世故事比较一下,是很有意义的。据《旧约全书·创世纪》,天、地和自然界万物,包括人类,是上帝赤手空拳在六天内创造出来的。这里完全把宇宙归结为神力的创造。两相对比,可见我国盘古氏的神话和巴比伦人万物产生于水的神话应该说是含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而《圣经》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

然而“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真正的宇宙理论,是要在生产实践的推动下,经过较多的天象观测,积累了一定的科学知识,才有可能作出的。

天象观测,无论在中国,在外国,都开始得比较早。人类的生产活动,初期主要是畜牧业和农业,需要考虑季节的变化,日照的强弱,月亮的晦明,潮水的涨落。生产实践要求人们学会观测天象,并且探索日月星辰在天空的运动规律。“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

在我国古代,早就发现了月亮盈亏的规律,并据以定“朔”“望”。在殷商时代,已根据月亮圆缺的周期取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为一个“月”。住在海边的人们又发现,潮水涨落的规律和月亮运行有内在的联系,因此天象观测对于航海和捕鱼的人也是很必要的。至于季节的变化,人们发现跟星辰的出没有一定的关系,从而可以依据特定的星辰出现于天空的时刻和方位来确定季候。在古代的典籍上,有许多从劳动人民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言。如《冠子》上说:“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斗”,就是北斗七星,在大熊座中,它象一个杓子悬在北方天空上,黄昏时候观测“斗柄”指向何方,便可大体上定出季节。又如《尚书·尧典》所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四句话的意思是:“鸟”星(南官朱鸟七宿中的一颗星—星宿一)人夜时正在中天,就是仲春季节,其时昼夜长短相等;“火”星(即大火,又称心宿二,在天蝎座中)入夜时正在中天,就是仲夏季节,其时白昼最长;“虚”星(即虚宿一,在宝瓶座中)人夜时正在中天,就是仲秋季节,其时又是昼夜长短相等;“昴”星(即昴星团,在金牛座中)入夜时正在中天,就是仲冬季节,其时白昼最短。根据竺可桢同志的考证,这几句话描述了殷周之交所见的天象。可见,观测天象确定季节,我国是开始得相当早的。

在全世界各个古老的民族中,都有许多天象观测的记载。在埃及,尼罗河泛滥后留在两岸的淤泥是农业生产的沃土。因此古代埃及的劳动人民早就查明尼罗河水泛滥的规律。他们发现,每当天上最亮的恒星—天狼星,与太阳一道从东方升起(约在夏至后十天),两个月内,尼罗河水就要泛滥。马克思曾指出:“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

正是在这些初步的观测的基础上,制订了历法。为了尽可能精确地测定一年的长度,确定季节变换的日期,就要更精确地测定太阳、月亮、行星在天空的视运动。古代巴比伦人早就发现,绝大多数星星,虽然每夜东升西落,它们相互间的位置却不会挪动,因此定名为“恒星”,可以按照其所组成的几何图形划分为一个个星座,以便辨认和记忆。中国则把北天可见恒星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其中只有五颗星星,在恒星间不断穿行,叫做行星。我国古代定名为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并且早就经常记录它们的视运动的路径。太阳在天上视运动的路径也早就测出来了,这就是黄道十二宫。

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按照太阳周年视运动的不同位置,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到秦代增加至二十四节气,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在战国时代就确定一年的长度为365又四分之一日,并且和据月亮的盈亏而制订的阴历的“月”结合起来,以二十九或三十天为一月,以十二个月为一年,而每十九年增加七个闰月的办法来解决差额,制成了阴阳合历,也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生产实践的需要,我国三千多前就设置了专门观测天象的司官,叫做“火正”,即专门观测“大火”(心宿二)这颗亮星,每当它傍晚出现于东方的时候,就到了开始播种的季节。在埃及和巴比伦也有这类司官,叫做祭司。值得注意的是反科学的占星术也和天文学一道发展。这现象很可以说明,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生产力还很低下、在自然灾害面前还显得软弱无力的古代人们,以为天象的变化可以预示地上国家的盛衰年成的丰歉、朝代的兴亡、个人的吉凶,宗教迷信侵入了科学的领域。中国儒家学派还从奴隶主阶级和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宣扬反动的天命观。这样,历代观测天象的“司天监”或“钦天监”,变成了既是天文学家又是占星术士这样一种“矛盾统一体”。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剔除其封建迷信的糟粕,那就可以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天象记录中查考到许多异常天象的资料。如殷墟甲骨文里,就有世界上最早的日食和新星爆发记录;春秋时代就开始记录哈雷彗星的出现;汉代就有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天象,从而通过古今天象的对比来探索天体的演化是很珍贵的资料。例如我国宋代至和元年(公元1054)的新星,经证明正是今天位于金牛座中的蟹状星云,近年来又发现它是一个强烈的射电源,可见新星—星云—射电源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这是不到一千年间的天体演化记录。

为了观测上的需要,两千四百年前战国时代魏国学者石申和齐国学者甘德就分别制订了记载全天最亮恒星方位的星表。稍晚二百年后,希腊学者依巴谷(公元前二世纪)也制订了欧洲第一个星表。有了星表,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规律就能更精确地对照着加以测定,在这基础上探索宇宙的结构。

摘自郑文光《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第一章,1974年10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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